贺祥林，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湖北省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湖北省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理事，中国人学学会理事，湖北省哲学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荆楚文化研究会理事。出版《哲学与文明的当代视野》、《实践与哲学的当代视阈》著作2部，合著1部，主编与参编著作10余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等在京报刊及全国20余省、市、区社科院、社科联等主办的期刊发表论文120余篇。论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部分转载、摘编论点10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哲学年鉴》等摘编论点10篇，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哲学原理》、《外国哲学》、《哲学文摘》、《马克思主义文摘》等14种专辑或文摘全文转载或摘载数十篇。

一个略带寒意而日光明净的下午，我们来到马克思主义学院，敲开五楼走廊尽头办公室的门，一位穿着简朴面带微笑，拥有一双深邃眼眸的老人出来迎接我们，他就是贺祥林先生。走进他的办公室，第一感觉就是走进了书海，办公桌上，书柜里甚至是沙发扶手上都堆满了书。尽管之前早就通过电话预约并说明了来意，老人看到我们还是略显惊讶，似乎是好奇我们即将展开怎样一场谈话。等我们坐定后，贺祥林用他有些不正宗的普通话打趣道：“你们要采访我啊？我有什么好采访的咧？”显得格外亲切近人。

命途多舛，社会异动无缘深造

贺先生的性格可以用两个词语来形容就是“和蔼”和“严谨”，这和他青少年时期的经历不无关系。

贺先生出生在今赤壁市原蒲圻县的著名古镇——羊楼洞，这是一个历史上人才辈出、山川灵秀的地方，也是欧亚万里茶道源头，这给贺先生的童年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回想起来，他总觉得童年十分单纯快乐，和当代孩提并无二致。入学幼儿园，给他印象最深的倒不是小朋友之间的嬉戏打闹，而是一首至今为止都耳熟能详的歌 曲《让我们荡起双桨》。这首歌总是能让他回忆起那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歌里所描绘的场景虽是北京北海公园，而其中一句歌词“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中的“红墙”就是紫禁城庄严威武的红墙。但这首歌给他十分宽广而又深刻的感受是一种童年时代的精神共享，或者说这首歌本身具有一种奇妙想像的永恒魅力。直到62岁，贺先生还经常喜欢单曲循环这首歌。他现在也喜欢听一些民族歌曲，例如德德玛、彭丽媛、刘欢、李娜、费玉清、蔡琴、廖昌永演唱的歌，特别喜欢中音歌唱家的抒情之歌。

贺先生自幼便成绩优异，就读于县里最好的小学---蒲圻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从小贺先生便喜欢文艺方面的班级工作，比如出墙报，办专刊等等，显现出了一定的文字功底。从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上学期一切正常，但是从四年级下学期开始，即1966年上半年顿时风云突变。震惊中外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老师们都在外面如火如荼地搞串连、闹革命，小学生们被放回家里，时常不能保质保量上课，但是各种劳动却从未停顿，整个教育秩序就这样分崩离析，而且延至1976年底时达十年之久。贺先生每每回忆起这岁月都不禁感叹：“我们最好的时光就这样被糟蹋了。”

由于教育秩序的混乱以及当时社会传播所谓“读书无用论”，贺先生初中毕业后就没有再读高中。初中班主任和校长专门跑到他的家中希望能与他的父母沟通说服他上高中，贺先生意志坚定地不肯答应，并说服了校方与父母，选择了下乡务农锻练与自食其力。1972年春他步入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之途，当地安排的去向是“三场一村” （即农场、茶场、林场、农村）。他被安排在农村一个很穷的生产队。在迈向社会的前夕，奶奶对其长孙说过两句话：“吃得苦中苦，做得人上人”。在上车进发农村之际，父亲对其长子说过两句话：“认认真真地做事，老老实实地做人。”这几乎成了贺先生往后生活与工作矢志不忘的座佑铭。

上山下乡务农生涯十分艰苦。除了每年大忙“双抢”农活，当时大兴水利，秋冬总是率先把知识青年打发到水渠水库工地挑定额土石方，挑着大石块爬上日日升高的大坝之累令他终生难忘，长时间高强度的体力重活让他刻骨铭心。在工地每餐除了糙米饭，就是咸萝卜、白菜、南瓜、粉条等粗菜，最好的是半个多月乃至一个月吃一次猪肉，每日三餐都是八个人围着两样菜蹬在露天地上吃，吃得人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在暗无天日的漫长岁月里，唯一等待着的就是招生、招兵、招工这“三招机遇”，可能使他从这样的苦日子中解脱出来。贺先生从两年半艰苦的务农锻练的日子里得出了两个结论：一是中国农民非常朴素，为人真诚，这是农民的品德和性格；二是农民交公粮卖余粮积极性高，这是农民的社会责任心强。在采访中，贺先生认为，如果说自己在教育教学上有一点责任心的话，那都是从农民那里学来的。

然而，命运总是在戏耍人间，只要我们还没有闭上眼睛跨进坟墓，就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我们的人生，将会发生怎样翻天覆地的惊人变化。我们是如此，贺先生也不例外。

机缘巧合，神定武汉师范学院

一个是初中毕业学历低下的务农青年，一个是门槛高高在上的高等学府，命运的神奇让二者在1974年出人意料地产生交汇。

1974年10月，“文化大革命”逐渐接近尾声，这时一方面是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在展开，另一方面是国家已开启了大中专招生，社会对教育和文化的意识渐渐清晰起来，开始重视起读书的用途。贺先生因为表现优异，被层层推荐去上学。他想到自己不过是一个初中毕业而学历过低，这就难免有些不自信，所以在填写报名志愿的时候他填的是武汉市第一轻工业技校，打算多学一门手艺，毕业以后好混口饭吃。

当时湖北的考试形式无论技校、中专还是大专都是一样的，分为笔试和面试。笔试就是写一篇知识青年劳动锻练体会的文章，贺先生满满地写了六页纸的文字交了上去。面试就是不知从那儿来的几位老师轮流向你提问，贺先生迄今为止还牢牢记得当时面试的场景。

有一位老师问他：“你认为无产阶级是儒家还是法家？”贺先生沉思片刻回答：“无产阶级既不是儒家也不是法家。”没想到在一个初中毕业的务农青年口中，老师还能听到不一样的回答，于是便有了兴趣，顿时追问道：“为什么呢？”贺先生回答：“因为儒家和法家都属于地主阶级，儒家是地主阶级保守派，法家是地主阶级革新派，无产阶级不是地主阶级。”简简单单的两三句话，老师便看出了这个青年对儒法两家的深刻见解，惊于这番充分自信的回答，面试老师们无不给了他较高的评价。

对于一个当年没有上过高中，初中也读的断断续续的青年来说，这样的知识他是如何拥有的呢？贺先生看出了我们的疑惑，慢慢解释道:“文革期间下雨不出工的时候，我经常跑到我们生产大队所属的小学去看报纸，那儿只有《湖北日报》、《咸宁报》，没有发现杂志。知识青年下乡务农也要读书看报增长知识，了解时事，不然怎叫知识青年！”另一位老师说：“请问第二个问题，孔老二（孔子）是儒家还是法家？”贺先生回答道：“孔老二是儒家的。”末了还立刻补上一句：“他还是儒家的始祖呢！”这下几位老师都深以为许，于今天的我们而言，这样的问题或许太过简单，但是我们不能不忽视一个前提，当时那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生活中，整日充斥的是疲累的农活以及匮乏的物质条件，他们中居然还有像贺先生这样在艰苦环境中依然保持能挤出时间读书看报的习惯。贺先生还特别补充说：“这里需要提到的是，我的姐姐也是下乡务农过三年半的知识青年。其中在她们生产大队所属的小学从教过近两年后再被招工到当时属总后勤部的二三四八工厂的第三大队，即后来改名为湖北蒲圻纺织总厂的丝绸分厂，她听人说今年招生面试主要考时事政治，于是她星期天回家后敏锐地赶到从教过的小学借到了1974年1—7期的《红旗》杂志，步行送到我手中，并要求我本本篇篇都要看，临近面试的一个多星期，我除了正常务农，就利用夜晚对其全部翻阅了一遍。这次面试的所答主要得益于姐姐送来的杂志。这是令我永远难忘的一件事。再加之那六页纸的文字写的文采斐然、思路清晰，面试老师们一致认为他是个好苗子，理应得到更好的教育。也许是命中注定贺先生要和湖大结下不解之缘，当时恰逢武汉师范学院政教系政教专业在蒲圻县有一个招生名额，因而有好几位高中毕业生填报了这个专业，他尽管在学历上不占优势，贺先生依然以独特的思维与那点笔试和面试成绩赢得了县教育局高层的关注与推荐，当时去招生的数学系张金武老师破格录取了他，从而顺利进入武汉师范学院政教系。

谈到这里，贺先生还风趣地对我们说：“说来真是一生的缘分。我进入了马克思主义学院，我还属马。”我们都会心地笑了，其实很多看似偶然的成功都是有必然的前提作为铺垫。就像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成功，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失败。

从1974年10月进入武汉师范学院到1976年12月毕业，贺先生也经历了人生中的转折与思考。在当时，他们是政教系政教专业首届学生。教学秩序与课程安排没有现在正规、丰富与严谨，作为一名学生，获得知识的路途也就显得艰难。在这个时候，有几本启迪之书对于他影响十分深刻。其中一本是《辨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仅仅十万字左右，并非公开出版，是当时武汉师范学院马列室的老师所编铅印本。那时候这本书是全校的公共政治课教材，瞬即作为刚成立的政教系的专业教材。当时毛主席向全国发出号召“要读点哲学史”，于是他们先后读了《欧洲哲学史简编》与《简明中国哲学史》。如果说《辨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使贺先生感受到了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学问，开始对哲学产生了浓烈兴趣的话，那么后面两本书则让他下定决心要坚定不移地走学研哲学这条道路。临近毕业时，老师透露消息，说有一本北京大学主编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欧洲哲学史》的权威书籍，大家纷纷开始预订，直到毕业离校走上工作岗位的前夕，这本书才到达手中，他便如饥似渴地翻阅起来。正是这些书籍陪伴着老师走过了大学生涯，丰富了他的精神世界。

热衷哲学，专注马哲四十载

思想政治教育这个专业在很多人眼中是枯燥无味的，是远远及不上经济学、金融学这些看似可以名利双收的专业的，但是贺先生却极其热爱这个宽口径专业，认为这里头本来就有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哲学等等，他热爱其中的哲学，特别专注马哲教学四十年，直至现今，临近退休，贺先生依旧每天在办公室专注到半夜十一二点，沉溺在自己的哲学世界中，用他的话来说“我就是喜欢教哲学。”

贺先生和哲学的首次结缘是在1972年，当时为了响应毛主席提倡要读点哲学史相关书籍的号召，还是初中生的他就已经开始接触到欧洲哲学史上的一些哲学名词或观点。那时，由于贺先生从小就显露出一定的文字功底，他常被老师叫去出墙报，有一期墙报的内容被老师规定要对“二元论”、“先验论”、“形而上学”这三个哲学名词作解释。40多年过去了，这三个名词依然深深映在贺先生的脑海里，而且由此对康德印象深刻，对其先验论却不看好。

1976年底，贺先生从武汉师范学院毕业，分配到咸宁师专任公共政治课教师，而且首先安排他上哲学课。由于当时条件限制，学生并没有课本，而他最初的启蒙书《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又在毕业搬家时不知遗失何处，然而物质条件的匮乏并没有让贺退缩，反而激起他势要将这门课上好的决心，于是他开始翻阅自己大学时期仅存的七页活页纸记下的哲学课堂笔记，开始查阅书刊等资料，开始向有资历的前辈与同行请教，力求在课堂上向学生们传授完整准确的知识。直到现在贺先生依旧清晰地记得当时哲学课一个星期两节，每当上课，他站在讲台上激情昂扬地授课，学生们就一边听一边记笔记，即使没有课本，他依然让课堂有滋有味。第二年，应教研室主任的要求，贺先生被调整到教政治经济学公共课，但是一年的时间下来虽也有所获，贺先生立马就发现自己骨子里还是潜藏着对哲学的热爱，于是他主动请求重新教哲学公共课。在咸宁师专的18个年头，贺先生一直从事的哲学公共课也确是属于政教专业。

18年，足以将一个初出茅庐的稚嫩青年变成一个成熟稳重的中青教师，在这18年里，专注于哲学专业的贺先生不论是教学还是科研都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1989年，国家提出对优秀教学成果进行评选奖励，湖北省教委响应号召，在各大高校开展评比赛，比赛全程公开透明，全凭个人实力，先是向教务处提交材料，经过审核与初定人选，然后就是15分钟的个人风采展示，当时的贺先生，有从事10余年教学的知识积淀与经验自信 ，让这个15分钟饱满而富有内蕴的自然流露，惊于这份表现，评委老师们一致地给了贺最高分，而贺也当仁不让地成为校级文科类老师优秀教学成果展示第一名，当时理科类的第一名是一名清华大学毕业任教专业课的老教师。在这种对比下，也更好地说明了贺的学识和教学并未因为毕业院校和任教公共课而被局限，相反在当时已是佼佼者。后来，在省级评选中，贺以《注重培养学生理论思维能力，实行教学与科研的良性循环》为题的独立项目，获得湖北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的好成绩，对于一个任教公共课而非专业课的青年老师来说，这份殊荣实属不易。

在教学方面取得优异成绩的贺先生，在科研方面同样也没有落后。

当时咸宁地区（现咸宁市）进行了首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的评选，贺先生申报的是一篇《论制度文明》的论文，该篇论文发表后被中国人民大学两个专题全文转载，并被相关报刊引用综述，由此被评得咸宁地区首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颁奖时的场景贺先生记忆犹新，一等奖的获得者是由地委书记亲手颁奖，时任地委书记徐晓春给贺颁奖时亲切地握着他的手激动地说：“听说你写了一篇制度文明的文章，大家都在传呢，原来你就是贺祥林呀，祝贺你呀”。听了这话贺先生不好意思地微笑了、道谢了。

1992年贺先生的论文《列宁的两个物质定义的逻辑解析》发表后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并被放在了哲学栏目的第一篇,《中国哲学年鉴》也对这篇论文安排1200余字的转载。从那时起，贺先生的其余论著被先后转载数十余次，包括与他人合作的论著，共获得省部级五项三等奖，一项二等奖等奖项。

贺先生于1994年起调到湖北大学任教，继续与湖大的缘分。说来也巧，在1993年，他来母校参加了全国省属师范院校马列课部联系会议，正好被久别的师兄时任马列课部副主任的俞良早教授相中，也得到时任主任的恩师幸海华教授鼎力支持，他被闪电式地调来湖大任教。这时贺先生是以副教授身份进入湖北大学的，当时他既十分感谢咸宁师专对他的栽培，也十分感谢母校对他的接纳。据他所说，时任湖北大学人事处长的李桂一对他说过：“我任两届人事处长了，据我所知，你是第一个被批准调入的工农兵大学生，你要好好干！”这最后一句话中的“好好干！”日后被他当真了。

贺先生不仅是一位苦心孤诣埋头科研的教授，他同样注重实践，十分注重理论要接天气、接地气，特别是接人气。他曾经下到地市州县区考察农村城市的各态面貌，也接受过省市电视台的采访，还参与省市各类型座谈与对话。在许多全国性学术活动中，被推选到大会发言，由此让人既认识了他也感知到了湖北大学。2012年在中国社会科学网专题征文及研讨会上，他的专题论文获得了征文三等奖，总共仅有十七人获奖，他的发言也获得与会学者高度评价，从中体现了贺先生炉火纯青的学术成就。

尽管中途历尽艰险，兜兜转转，也有名校向他伸出橄榄枝，但最终，湖北大学才是贺先生的归宿。

治学严谨，“修改哥”的幽默课堂

贺先生有个称号叫做“修改哥”，这起因他不照本宣科，而是针对教材边讲边修改，听到学生给他起的称号时，他笑道：“这还把我叫年轻了呢，都没有叫我一声‘修改伯’、‘修改爷’什么的”。在学生们的眼中，贺祥林是一位可爱严谨的老师。

贺先生从来不拘泥于本本主义，修改教材也是出于对学理和逻辑的尊重，即使是广泛发行的权威教材，出现差错贺先生也会毫不犹豫地指导学生们进行修改，不惧权威，真正地做到一名学者应有的对学理逻辑的尊重。

贺先生上课时从来不用PPT，他一直坚持手写板书，因为在他看来哲学需要的是理性思考，过于注重形式反而会失去哲学追求智慧的本真，特别是会使哲学传道人丧失自我。对他来说，一张嘴巴，一支粉笔，即可展现哲学的点滴精华，也可传道授业解惑。

针对当前学界存在的一些不正当的学风，贺先生是不屑并严厉杜绝某些行为的。他认为一篇论文若是要靠拉关系才能登报见刊那也不能算作是好论文了。他十分敬佩自己的恩师中国人民大学的肖前教授和他最得意的门生李德顺教授，因为他们的人品和学品皆令他敬仰。

这种对知识严谨负责的态度和他青年时期两年多的农村劳动经历不无关系，他最大的体会就是中国农民朴素真实，国家责任感尤为强烈，那时的农民对于交公粮卖余粮都十分积极，而且是把最好的粮食交买给国家。而当他作为一名教师时，用他的话说：“给孩子们上课就是要传授最好的精神粮食给他们”。当时的农民对国家建设的强烈责任心，也在贺先生心中埋下了责任感的种子，在往后的生涯中慢慢成长为参天大树。潜移默化中，这份责任感不断影响着贺祥林的教育生涯，让他养成了对教学的责任感，衍生出“讲学理，讲逻辑”、“尊重文本，尊重历史”的治学原则。

除此之外，总结自己多年的教学与科研经验，贺也有了自己的一套理念：其施教理念即“六求”——求实、求是、求深、求新、求活、求用；其治学理念即“六力”——德力、功力、胆力、眼力、笔力、毅力；其育人理念即“六要”——既要勤阅读，又要勤思考，既要敢于思考，又要善于思考，既要能讲，又要能写。

优秀本科生导师培养制实行后，雷希颖和贺先生成了“搭档”。“在我写第一篇论文《从历史上的统一看现今台湾的‘武’和‘统’》的时候，贺老师不仅对我的文章进行了认真细致的修改，还分别从专业角度和社会对此类命题的研究角度给予我充分而且十分有益的建议。”雷希颖当前正在澳大利亚攻读博士学位，其爱国情怀令国内学子十分感慨，这其中与贺先生对他出国前的指教不无关系，当他回国探亲访师时，贺对他重拍一下肩膀后，伸出母指说：“没想到你这小子出国后比在国内更爱国！”对待教学，贺从来都是精益求精，严谨施教，不放过一丝一毫的误差，即使是指导自己的学生写论文，他也会要求反复修改，甚至精确到每一个标点符号，用严格的学术标准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要求自己和自己的学生。13级思政的房佳瑶最近为了写论文几乎每天都会去贺先生的办公室向他请教，“我的这篇论文老师首先是从学理逻辑、内容结构上宏观把关，其次是对其论点及论述要求特别较真，对论文的一、二稿贺老师的批注密密麻麻地散见于整页纸，三稿之后他就很少改了，仅指修正之点，他还说前两稿帮你改是使出的一把‘两刃剑’，既帮了你又害了你，未让你得到充分的学术锻练，所以三稿之后要你锻练锻练，作一番学术积累或自我厘定。我这论文都改了不下十次了。除了修改论文，贺老师还特意提醒我要注意身体，平时没事的时候多跑跑步”，贺老师的严谨却亲和态度让她想偷懒都不好意思了。

当然严肃之余，贺先生在课堂上也不失生动活泼的表现，“老师每次上课都喜欢把眼镜放得低低的卖萌。”很多学生提起贺先生时都会谈到这一点。

贺先生先后向本、硕、博三个层次的学生既讲授过专业课，也讲授过全校性的公共课，2002级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谢模楷曾评价：“贺老师说话风趣，举止自然，有大家风范”。

两手共抓，理论实际良性互动

贺先生在其一部著作的自序中提到：“无论条件与环境怎么变化，也无论身边左右有何声何音，我一直选择并坚持这么两条原则：其一是理论必须紧密联系实际，力求理论与实际的良性循环；其二是教学必须紧密联系科研，力求教学与科研的良性循环。”

虽是高校学者教授，但是贺先生一直坚持直接实践和间接实践相结合，脚踏实地的调研能力和手里笔头的撰写能力都不落下。

2002年盛夏贺先生被选拔到湖北省委宣传部下达给湖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组成的一个课题组，赴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所辖的恩施市，围绕该市的“五改三建两提高”文明新村建设实践进行调查研究。2003年初夏，贺先生又被选拔到由中宣部下达给湖北省委宣传部“关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宣传思想战线主要经验”专项调研课题组，并赴湖北沿长江的宜昌、荆州、孝感、黄石等市进行前期考察。这两个夏天，虽是气温炎热，天公不作美，但贺先生依然积极主动地对当地村民进行访谈，以求获得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为调研结果提供鲜活的论据，而不是仅凭一支笔应付了事。恩施调研归来的是一本调研笔记和两大袋资料，贺先生一边阅读这些笔记与一线资料，一边不停翻阅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并融入乡村干部和村民们的那些真实淳朴、美好珍贵的语言和思想，最终执笔完成了这次的恩施调研论文《欠发达地区农村建设小康社会的有益探索》，并被《人民日报》2002年12月17日理论版摘发5000余字。这文中事理主要是讲物质文明，但其中处处蕴含着制度选择与文化重建。

于贺先生而言既能做到“秀才要出屋，去言恩施事”，亦能做到“秀才不出屋，来言制度理”，做到一线实践和二线实践的完美结合，也正好印证了贺先生后来提出的理念：“打好‘实事求是’这张哲学王牌”。

诗意人生，悠然享受花甲之年

贺先生已然临近退休年龄，于是他又拾起了年少时有过的兴趣——写诗。他早在下乡岁月，当水利工程上的大队民兵连宣传员时，与在当年武汉师范学院上学之际，先后有三篇诗文选上入了墙报，但是没有留下底稿。60花甲之年，他写了一首《喜欢微笑》，是为纪念世界微笑日而作，更是浓缩自己人生种种经历和体会，道出自己乐观处事的人生态度。谈起自己的诗作，贺先生如数家珍。在我们的请求下，贺先生给我们分享了那一句句诗背后的故事，“我喜欢老人挑逗婴儿心悦的微笑”，说的是他和自己的外孙女同乐的欢心时刻；“我喜欢异族人潜心沟通之后的微笑”，说的是他与马院新疆维族学生言说汉维两族关系融化隔阂而贴心沟通之后的心悦。“我喜欢母女间眉头汇集的微笑，我喜欢父子间传业有度的微笑”，说的是逢年过节他历经几代人合家欢聚的心灵之迹。这些诗句既是自己人生阅历的汇聚，亦传达了他历尽千帆依旧笑看生活的闲适和淡然。这首小诗初稿曾刊校报，后经修改扩充刊发《诗中国》，还被《情感读本》转载。

感于民族团结更感于对祖国的热爱之情，贺先生去年国庆时节撰了一首《中华民族力诗》作为献给祖国的生日礼物，这也是一首“力的哲学”的演绎之作，寄希望于助力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还有一首《新疆行?天人点滴》是他首次到新疆，写于从新疆返回的飞机上，新疆的自然和人文、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演绎，让他迫不及待地要把这种感动的经历记录下来，让更多的人了解新疆，激发对民族对祖国之爱的火焰。

其实，贺先生中年还曾经为了养生练习过气功，当时他参加了学校筹办的气功教学班，练习的是“中华养生益智功”，可惜后来却因为受到法轮功的不明牵连，这一养生气功也被禁止习练。

年少时的兴趣也许因为种种客观因素被迫中断，但是时隔多年，贺先生终于可以重拾青少年的兴趣，练练书法，写写散文诗，听听民族歌曲，让沉寂在内心的需要能够重新被自我满足，让年少的遗憾可得以渐渐弥补，这也算是老有所乐了。他说“要寻找一种退下来的生活方式”，也算是“偷得浮生半日闲。”

原文载于《湖北大学报》第1102期，“湖大学人”长篇系列报道之一。